三版：文化
近日，县博物馆在对馆藏文物拍照时，偶然发现一件出土大陶瓮的内底有三块长满绿锈的铜片，将其拼合成形，竟然是一面珍贵的金代铭文铜镜。
该陶瓮出土于十几年前县城内的一个建筑工地，出土后一直存放于博物馆仓库的一个角落，从未引起大家的重视。这面残破的古代铜镜很可能是当时随陶瓮一起出土的器物。铜镜表面覆满了绿锈和泥垢，看不出任何纹饰。笔者对铜镜做了简单的去锈处理，基本上看清了铜镜背面的纹饰和铭文。该铜镜直径11.5厘米，镜面厚0.2厘米。镜面主体纹饰为缠枝花卉纹，镜钮左侧铸有一长方形的线框，线框内铸有铭文。经过仔细辨认和查证，确认铭文为：“山東東路轉運司提控铸镜所（花押）”（山东东路转运司提控铸镜所）。为弄清铭文的含义以及铜镜的年代，笔者查阅了许多资料，最后竟发现这是一面比较珍贵的金代早期官铸铭文铜镜。这面铜镜花纹比较普通、质量也非上乘，如何说它珍贵？主要缘于以下原因：
一、铜镜铸有铭文，证明为官府制造。
古代铜镜上铸造铭文兴起于汉代。但是在铜镜上铸制、錾刻官府验记文字和押记却是金代所独有的现象，并因此形成了金代铜镜的独特风格，也成为鉴定金代铜镜的一个重要依据。金代为什么要在铜镜上铸制、錾刻官府的验记和花押？因为金代的铜十分匮乏，皇宫中供奉祖先的祭器有时都用陶器来代替，所以金代实行了严格的铜禁制度，严禁民间私铸铜镜。当然，也不可能完全杜绝私铸铜镜，民间私自铸造铜镜的现象仍然存在。金朝政府规定铜镜必须经过官府的检验和登记才能在一定的区域内流通。所以金代的铜镜上普遍带有官府的验记文字和花押，成为金代铜镜的特殊“身份证”。至金代后期，由于金国的衰落，铜镜检验制度已经废弛，故金代后期基本不见官府检验的刻字铜镜。
金代铜镜的验记文字和花押分錾刻和铸制两种。錾刻是铜镜铸造以后用锐器刻在铜镜的边缘。这类铜镜一部分是官府制造，另一部分是民间制造后经官府检记后流通的。铸制是在浇铸铜镜时直接把官府验记的铭文铸在铜镜背面。这类铜镜基本是官府制造的。笔者看到的这面铜镜，其铭文正是铸造在铜镜的背面，制造地区、官府名称、花押齐全，确实是一面金代早期的官制铜镜。
二、旁证了“山东”作为地方高层政区名称的首次出现。
“山东”作为一个地方高层政区、作为一个省的名称最早出现在金代，而这面金代早期的铜镜恰好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山东”作为一个地理名称最早可上溯至商周时期。如《诗·泌宫》篇云：“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诗句中的“大东”即泛指今山东地区。春秋至秦代，“山东”作为一个地理名称已多见于史籍。当时的“山东”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函谷关或太行山以东的广大地区 ，二指今山东地区。同时也广泛使用“山东”的代称、别称，如“齐鲁”、“青齐”等名称。宋代由于政治制度的创新，逐渐在全国设置和确立地方高层政区，把全国划分为若干个路。“路”开始作为准地方高层政区的名称而确立下来。其中就有“京东路”（即位于京城开封迤东的今山东地区）的设置，与今山东省的界域大体相当。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进一步把京东路划分为“京东东路”和“京东西路”。宋代的“路”还是“准地方高层政区”， 与单一的政区划分存在差异。真正把“路”作为地方高层政区，是在金代天眷元年（1137年）金政府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后，史称“天眷新制”或“天眷定制”。金政府把宋代的“京东路”改称为“山东路”，并划分为“山东东路”和“山东西路”。这是“山东”作为地方最高政区的名称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至于以“山东”名“省”，也始自金代。笔者看到的这面铸有“山東東路轉運司提控铸鏡所（花押）”铭文的铜镜，就是一件最好的历史见证物。惠民县境在历史上就属于“山东东路”的辖区之内。如起源于惠民、章丘，至今仍保留的一种地方戏就名为“东路梆子”。这面铜镜出土于惠民县县城，对惠民来说就显得格外有意义。
除以上两点外，带有和这面铜镜相同铭文的出土铜镜非常少，所以说是一面罕见的珍贵铜镜。金代政权是由东北的女真族建立的。对于金代的历史演变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详细状况，文献记载尚有若干不足之处。金代铜镜作为金代文物，可补阙拾遗。而金代铜镜上的铭文是金代铜镜最具价值的地方，它所反映出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容早已超出了铜镜本身所具有的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为研究古代北方民族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实物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