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版：文化
在我县民国时期有一位职位最高、影响最大的人物叫吴长岭，字锡九，省屯街人，与我同村，他的人生充满了传奇。
“民国第一案”剿匪立头功
吴锡九生于1870年，幼时入本村私塾，1888年考入山东最早的新式军校—济南武备学堂，毕业后在当时的山东督军袁世凯部任下级军官，1920年升任团长驻防滕州。那时当地土匪猖獗，盗贼横行，其中有一股三、四百人的大土匪，匪首为兄弟二人。兄叫孙美瑶，弟叫孙美珠，占据着一座叫“抱犊崮”的山峰，经常下山绑票断道，抢财劫色，百姓恨之入骨。1921年，这伙土匪在临城火车站劫持了两节客车厢，内有30多个外国人和袁世凯的一个外甥。这些外国人多为德国、美国和意大利籍，这几个国家向北洋政府提出严正抗议，并发出最后通牒，限期二个月将人质救出，否则以兵戎相见。北洋政府急令山东督军田中玉，命在时限内将人质救出，逾期以渎职罪将其查办，田中玉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吴锡九。
吴锡九接到任务后心想：决不能采取强攻方式，因为“抱犊崮”只有一条狭窄山路通往山顶，那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更不能用炮轰，如果那样，匪徒们将人质推向前沿造成伤亡就更加麻烦了。吴锡九就用孙子兵法“十倍而围之”的战术，断其粮道，以期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的。此方果然奏效，不到一月山上粮食告急。在一个大雨夜，匪徒探得吴锡九撤了防，大匪首孙美瑶亲自带领着三四十名悍匪到附近一个叫“西集”的大村庄去抢粮。其实这已在吴的预料之中，他虽然在山下撤了防，却在“西集”布下埋伏。当匪徒们进入伏击圈，吴锡九一声令下，四面开火，将匪徒大部击毙，只有几人逃回山去。明天一早打扫战场时，“西集”的一位理发师从群尸中认出了孙美瑶。孙美珠知道这一情况后，吓得面如土色，魂飞体外，再加上即将断炊，只好接受招安，释放了人质。一场即将引起国际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不堪后果的大事件，被吴锡九化解了，这就是震惊中外被史学家所称的“民国第一案”。
武昌之战40天 对峙叶挺铁军
田中玉离职后，山东督军换上了混世魔王张宗昌，由于吴锡九坚决抵制张的“政令”，张宗昌竟发大兵围剿吴团，因兵力过于悬殊，吴部伤亡极为惨重。吴锡九只好带着族孙吴世泽、秘书李亦鸥和一营营长万其骧等几个亲信，到开封找到他的老同学时任河南督军的靳云锷（曾任北洋政府总理），靳委他为第二师师长。
1926年，蒋介石统帅兴师北伐，第一个硬仗就是攻克武昌城。武昌的守军是直系刘玉春部，坐镇洛阳的直系首领吴佩孚恐刘玉春孤军难守，急调吴二师进入武昌与刘玉春协防。北伐军攻下了武昌的两个桥头堡—汀泗桥和贺胜桥，大军直至武昌城下，蒋介石见武昌城高隍阔，又有重兵防守，料定攻克难度很大，就专门组成了以叶挺的先遣团为主力、邓演达为司令的攻城司令部，自己领兵堵截援军。邓演达虽数次组织强攻，均不奏效，就采取了围而不打的谋略。俟其粮食耗尽时就不攻自破了。谁知围困了40余日，城内粮尽草绝，已开始宰食战马。即使这样，刘吴仍坚守待援，拒不投降。蒋介石见武昌久攻不下，延误了军机，就怒斥了邓演达。邓演达想方设法与在保定军校的老同学、时任吴师旅长的贺兑庭取得联系，向他分析形势，讲明利害，劝他归附北伐军，并保他官复原职，不要坐以待毙。贺见武昌已成定局，先不为座上客，城破后就成阶下囚了。想到此，就放下吊桥开了城门。北伐军蜂拥而入，未经激战就收交了因饥饿而失去战斗力的守军枪械。吴锡九见大势已去，只好带着几个亲信缒城而逃，他让亲信回了原籍，只身到了山西虢镇，找到在那里经商的童伴石本数处住了下来。二年后回到故乡省屯街。
桑梓倾力抗战 送子参军赴朝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韩复榘主鲁，他是冯玉祥的老部下也属直系，与吴有一面之交，吴锡九就去了济南槐荫区二大马路纬八路自己的小宅院里住了下来。
“七七”事变不久，济南沦陷，回族人马良在日本人的支持下组织伪省府，以高官厚禄为诱饵请吴出山，遭到了吴的严词拒绝。
1940年国民政府在重庆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商讨抗战问题，吴锡九以“社会名流”的身份被聘为“参议员”，并赴重庆参加会议。当时的《中央日报》以“吴锡九老先生不远万里来渝参会”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会后蒋介石专门约见了他，问及鲁北是否有抗日武装，吴锡九就将地方杂牌军刘景良部的情况举介给了蒋介石，蒋遂将刘部编入国军序列，并委刘景良为“中将司令”。吴将委任状带回后，在阳信小桑镇的西官庄刘部的官兵大会上予以宣读，开创了鲁北抗战新局面。
解放不久，吴锡九便将原在南京工学院读书的两个儿子吴吉璋、吴吉珠送往解放军。1951年兄弟俩又同赴朝鲜战场，哥哥任炮兵教官，弟弟任空军地勤技术员。
吴锡九还为桑梓尽力，他全力支持开明绅商高绍廉创建“贫民工厂”，以资救弱势群体；还和高一起辟建了大寺商场，为我县的经济繁荣搭建了平台，至今还被人们传诵。
1957年，吴锡九在山东体育场观看篮球比赛时，不慎将腿摔断，卧床一年后客逝济南，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