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版：文化
外出求学至今，出走故乡已十多年。再回忆儿时挤进庙会人堆里的欢腾劲儿，热闹中不免夹杂着些许隔阂。纵然如此，内心的沉静处，依然为庙会上的吆喝声、讨价还价声、嬉闹声所牵绊。或许真的故乡已经回不去了，但故乡田里的麦苗儿、路边的树木、儿时的记忆早已长进了血脉，流淌在了生命里。
七岁那年的二月二，乍暖还寒，村里扎成堆的小娃娃们，把冻的透着红的小手伸进衣兜里，掏出自家炒的“棒子花”“炒豆儿”等稀罕零嘴儿，边往嘴里塞，边或滚琉璃球或打纸牌。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二月二到底是什么日子，只知道这天剪头发最好，大家迫不及待地把正月养长了的头发剪掉；更值得期待的是，可以不被长辈嫌弃“爱跟脚”，一家人兴致勃勃地骑上自行车去赶庙会，还能带回来一个小泥人。
庙会叫“香火会”，会上有很多卖泥娃娃的，大大小小、花样繁多。城里的姐姐回家的时候曾教我唱《泥娃娃》，赶会路上，坐在凤凰牌自行车梁上，嘴里唱着这首尤其应景的儿歌，再把头仰得高高的，满满的自豪感。
庙会上，卖糖葫芦儿的、杂货儿的、小葫芦和小玩具的，尤其是各种娃娃应接不暇，我不停地瞅来瞅去，都有点儿愤恨自己的眼睛长得不够大了：扎着小辫儿的小闺女和小小子像从年画上跳下来的一样，笑嘻嘻的；财神爷爷也活了，没有了画上的严肃气儿，眼睛里泛着笑意；戴着花样头饰的，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好看的女子，温柔娴静；还有跟我们长得不一样的人，古铜色的皮肤，高鼻梁、眼睛细长……
我从小喜欢小玩意儿，对胖乎乎的小娃娃更是爱不释手。走到一个摊前，摊上一个穿着红褂子，背着手似在说教的小老头儿把我吸引住了。我定定地站在那儿，看见他的嘴分明动了一下，似在问我是不是要带他走。我看了看手里拿着的画着桃红脸蛋儿、额头点着红点的小胖小子，纠结了很久之后，一下没忍住就哭了起来。此时，卖东西的摊主及路过的乡亲，发现了脸上落泪珠的我，东一嘴西一嘴地说着“小家伙，你哭啥呢？”“你怎么就一个人，爹娘呢？”“快别哭了，是找不到娘了吗？”此时，爹已经意识到我没跟在后面，正回过头来找我。看我在抽泣，忙问发生了什么。我迟疑了一下，使劲张开嘴问摊主：“能用我的小孩儿换小老头吗？”摊主微微一怔，恍然大悟，笑着说：“赶庙会怎么能不带走小娃娃呢，这个小老头就送个你了。我告诉你啊，这是个教书先生，这下小娃娃有老师教了……”
那次，爹破了喜欢的东西只能选一样的例，把教书先生买了下来。后来，教书先生成了我众玩具中最有地位的一员，辗转多年，依然保存完好。
走出故乡的这些年，家乡一天天富了起来，“鸡犬之声相闻”的村庄也慢慢变了样。七岁那年的庙会也只剩下了“远去的背影”，再去赶庙会总觉少了点什么，是民风没有那么淳朴了，庙会没有原来那么热闹了，还是小娃娃们不够可爱了？
我知道，是我变了。村里像我一样走出去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或通过求学、或通过外出务工、或通过随迁等进城，身上烙上了奔波的印，知道了“传统民俗”这样的学术名词却渐渐忘却了故乡的泥娃娃。
但我更知道，乡愁不灭，泥娃娃和庙会的文化记忆就还在。传统民俗的延续就恰需像我这样走出故乡的人保持着文化记忆和文化自觉，在对故乡风调雨顺、物阜民安的祈祷中，把故乡的民俗文化传扬出去，为构建地方文化认同贡献一份力量！
泰戈尔的《飞鸟集》里说：“我相信，在群星之中，总有一颗星星，引领我的灵魂，穿过未知的黑暗。”而我的那颗星星应该就是承载着乡愁的泥人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