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综合
我的童年
1938年农历三月初一，我生于山东省平原县王杲铺镇看水庄村，家有8口人，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姐姐、妹妹、弟弟和我。家有20亩碱场地，旱不能浇，涝不能排，秋季经常欠收，生活比较苦。
6岁时，我姐弟4个都生麻疹，只有我发高烧，昏迷，不醒人事。父母只顾照料我，结果4岁的妹妹死了。我8岁时，4岁的弟弟，得了痢疾，没钱治，又死了。娘整天去坟上哭，我也跟着哭。
我10岁时上了小学一年级。家里穷，父亲租了人家2亩菜园地，我每天放了学，就下乡去卖菜，父亲专门给我做了一个小扁担、两个小筐（那小扁担我还保存着），把菜一斤斤捆好，到外村去卖。冬天菜园里没了活，父亲又买了轧棉花的车子，和弹棉花的弓。上学挑着弹好的棉花给人家送去，把扁担放到教室门后面，就听老师讲课。放学回来，再吆喝着：“有轧棉花的吗？”再把别人的棉花挑家来。每天又困又累，有时趴到轧车上睡着。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
我的求学之路
1951年，在离我村十八里地的区公所的庙里建了一处完小，招了四个班的学生，只有一个女生，由于一个人住在小庙里，害怕，说不念了。校长是个老革命干部，二百多名学生中没有女生，怎么向上级交待，叫老师们给这个女学生找个伴。王文斌老师主动承担了这个任务。在开学后一个多月的晚上，王老师找我父亲做工作，让我去上学。我父亲不答应，一来孩子小，才十三岁，刚念完三年级，上完小跟不上趟；二来在家干活。老师说：“学习没问题，学区统考时她是第一名，完小拉下这一个多月的功课我给她补上。”老师做了一宿的工作，第二天早上说：“我马上带她走。”就这样我上了完小。因学制改革，由年初升级改成暑假升级。完小我又提前半年毕业。
等到初中开学，父亲说什么也不让我再念了，说家里没人帮他干活（我母亲小脚不能下地干活）。不让我上学我就哭，把两个眼都哭肿了。我又找王文斌老师做父亲的思想工作，老师给我交上了第一个月6元的生活费，父亲勉强同意了，把6元钱也还给了老师。等到初中毕了业，父亲说什么也不让我上高中了，因为高中生活费、学费全部自费，我只好考了济南护士学校，学校管吃不缴学费。
1958年我济南护校毕业前夕，济南市共产主义青年团委，组织济南市各院校学生干部去听四位模范共产党员作报告。他们的事迹很突出，毛主席亲自接见了他们，并一一和他们握手。我听了他们的报告，非常激动。听完了报告我跑到台上和他们一一握手。我和毛主席握过手的手握手。我想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啊，也没有咱今天的好日子。
1958年8月初，我中专毕业了，全校8个毕业班留下我们17位女同学待分配。本来让我们去支援西藏，后来让我们去北京高干病房做护理工作，最终去了山东医学院（现在的山大西校）培养公共卫生师资。毕业时，我积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老师找我做工作，把去临沂和北镇医校的机会让给另外两名同学，共产党员是不怕苦的，老师找我，我就答应了。我来到了当时又穷又落后的惠民。
到惠民医校后，我发现惠民县确实很穷，校舍只有四座教室。我教公共卫生学，只有半年的课程，下半年我又去山东省立医院学习《细菌学》，回校后教《微生物学》，还担任初级护士的班级主任，同时还教他们的数学。有时备课到晚上12点，又困又累，有时睡在办公桌上。在学校，我又交了入党申请书。后来，惠民医校撤销合并到北镇卫校，其他老师都分配到别处去了，学校党支部把我留下，做学生和学校的善后工作，直到1962年12月份才处理完。这时学校党支部批准我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党叫我干啥就干啥
惠民医校撤销后，我被分配到结核病防治所当护士。从中专教师到当护士，我没有怨言，因为我原来学的就是护士专业。在结核病防治所重病房工作，我经常给卧床不起的重病人洗头、擦澡、洗脚、拿虱子。
一天晚上，我给一个重病人上陪护，病人突然呼吸困难，氧气筒又出了问题，我打电话给总护士长，总护士长和一个维修工刚开始修，氧气筒的螺丝松动，阀门被强大的压力顶开，发出像火车汽笛一样的尖叫声，啪的一声打到屋顶。总护士长和维修工两人都吓跑了，室内墙上挂的提灯遇到氧气助燃就要爆炸了。说时迟，那时快，我把一搂粗近两米高的氧气筒往怀里一抱，把氧气筒拖到门口，朝院子里喷。这时其它病房的病人，听到刺耳的鸣笛声，都爬到床底下。全院的医护人员都吓坏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回到病人身边，握着他的手说：“放心吧，没事了”。病人说：“我呼吸不困难了。”从这件事以后，我在全院出了名，被全院评为护士“标兵”。1963年12月1日，我的预备党员按期转正，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966年7月4日，惠民县委把我调到县委工作。本想让我担任县卫生局副局长，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先安排我到县委文革办公室工作，后来由于文革办公室被红卫兵给砸烂了（不能办公了），县委安排我带着一个工作组去农村包村。我在农村干了七年零九个月，共包过十七个村。在西沟刘包村时，工作组帮着把西沟刘干沟加深加宽，把土地整成六个大方。因为那时是集体所有制，出工时，三遍钟两遍哨，还得队长下户叫；出工一大片，干起活来一条线。我就给每个人分好任务，上午谁锄那趟地，谁干完谁回家，干的不合格的，翻工。下午也这样做，结果提高了工作效率。
1981年在大皮庄，又帮着搞地摸覆盖。刚开始只搞了一亩六分三厘的实验田。成功后第二年搞了八百亩。这年土地已承包到户了，大丰收了，还出了个万元户。全国各地除了台湾和西藏都来参观。
1982年元月7日，我被县人大第九届二次会议补选为副县长。县委书记胡安夫说：“民意测验，你以绝对的优势推选你为副县长候选人，你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你分管棉花吧。”我心里很高兴，这是党的重托，群众的信任，我一定好好的干。1983年全县棉花地膜覆盖扩大到二十三万亩，产量达到六十五万担，创历史最好水平。1984年棉花产量达八十四点三万担，地膜覆盖技术获全国科技成果一等奖。
兢兢业业的干事
清清白白的做人
1984年3月初，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农委举办的“改灶节柴”学习班，共7天。在休息的空间，我找到全国农机总站，汇报我们县的棉花地膜覆盖情况。总站站长出国刚回来，手提包还没放下，我就开始汇报，也没拿稿子，一汇报就是两个小时。站长认真地听，还让秘书记下来。改灶节柴学习班学完后，我直接坐火车去了济南省农业科技站，汇报棉花地膜覆盖情况。汇报完了，我直接到济南汽车总站坐汽车回到惠民县汽车站，我没向县政府要车，叫我爱人李相坤骑着自行车去接我。我来到家门口刚下车子，正碰上县委书记赵山水同志，他说：“下午两点钟，在县委常委会议室开常委扩大会议，你列席会议，你调沾化县了。”两点开会，我一看还有20分钟，也没顾得吃饭，我就去了常委会议室。赵山水书记问我：“你调沾化县有意见吗？”我回答：“我服从党的分配。”过了两天，1984年3月10日我就去沾化县报到。
到沾化县后，我分管的是文教卫生，搞棉花地膜覆盖的那股子劲还没有消下去，我又帮着分管农业的县长把地膜覆盖技术推广开来。教育局长问我：“冯县长，你到底分管啥？我给分管农业的县长说‘种了你的地，荒了俺的田，俺忙俺的去了’”。从那时我开始抓教育的校舍改造，抓文化娱乐活动，抓广播电视塔建设，抓计划生育，抓体育场、馆建设，抓灭老鼠创建无鼠害县，抓科学技术搞沾化冬枣实验田。刚开始在下洼镇农户的两棵冬枣树上，剪下几个枝条，用酸枣树苗嫁接，陆续的普及开来，成为沾化县的支柱产业。我总觉得我能有今天，亏了共产党，亏了毛主席，党的恩情报不完。结果累的我尿血了，大夫说：你的尿蛋白和红血球都四个“+” 号了，你必须住院治疗。我说：就是死，这一阵子也得豁出去了。正赶上省里来验收“无鼠害县”，青岛的一位同志就不想信，说沾化县这么穷，土地这么多（300多万亩），荒草野坡的还没有老鼠？他不信，在齐圈乡找了一块地，横着迈一千步，竖着迈一千步，画一个方，在这个方田中找有没有老鼠洞。怕他作弊，我跟着他跑。跑了个遍，也没找到老鼠洞。他又到一个偏避的乡镇去，到农户家的偏房床底下，看看有没有老鼠洞，或者看看老鼠爬的脚印。他趴下看，我也跟他趴下看。跑了好几个户，也没发现老鼠的痕迹。他服了，验收通过了，我的身体也垮了，住进了医院。
搞计划生育也是个得罪人的事。有人告县医院内科主任给小孩开肝炎证明，就可以生二胎，开一份证明给十元钱，他开了四十二个，被群众告了。我就派大棚车拉着42个孩子和家长到滨州地区防疫站去查体。化验结果只有一个孩子是阳性的，允许生二胎。其余41个都不允许生二胎。其中有一个孩子的家长写恐吓信，贴到我的大门上，说要杀了我的全家。还写信到地区组织部告我，说我父亲脑梗住院，住院费花的公家的钱……等等。地委组织部派人到我家调查，我拿出我父亲住院时的缴费单据给他们看。地委组织部也知道是诬告，是搞计划生育得罪人了。
搞校设改造，也是一项很难的工作。一年多的时间，有的去过十几遍，才完成校舍改造。黑屋子、土台子、危房子，基本上都换成安全的新房，在省里来验收校舍改造的前夕，自己先检查一遍。当走到一个村检查时，新校舍在村边上建的，室内堆满了柴草，玻璃窗子也被砸烂了，还有孩子拉的屎。当找到大队书记时，问他为什么不把学校搬到新校去，还在危房子里上课？他说新校舍是老支书盖的，不同意在村外。我批评他一句，他顶我一句。我给他拍了桌子，他也给我拍桌子，他说：“我也没见过你这样的县长！”我问公社书记，他为什么这么顽固？他说：“他哥是公安局长。”我回县城后，有一天在街上碰着他哥，我说：“你回家做做你弟弟的工作，省里很快来验收校舍改造。”过了几天，这位公安局长领着他弟弟到我家。一进门，我说：“什么也别说了，你们来了，咱校舍改造任务就完成了，我炒两个菜，咱喝点酒。”他说：“我没给你买酒，喝你的酒。”我说：“这是你们支持我的工作。”
带头集资办机关中学。因为县城就一处高中带初中，属全县招生，城里的孩子考不上就失学了。我带头集资办了一处机关中学，找好校长、好老师，让这些孩子有书念了，社会秩序也好了。
廉洁为官。有一位民办教师拿着一份报纸请我看，说中央批示：河南省民办教师教龄在十五年以上，可以享受正式教师待遇。这位民办教师教龄已超十八年了，问能不能转正？我去教育局调他的档案，符合条件，就给他办了转正手续。后来，这位老师给我送去一桶蜂蜜（约20斤）。我说我给你办这是我的职责，我收你的礼，成了你用礼物买的我给你办的了。他说：“好好，我拿回去。”
1993年3月份，我在惠民县人大即将退休时，中央又来了文件，说副县级以上的女同志六十岁退休。这时地区冯宝璞副书记找我谈话，说县人大正县级没有你的位子啦，你去结核病防治院干书记吧！我说正县、副县无所谓，反正都是干革命。
我虽然水平不高，却兢兢业业的工作。1983年至1993年我当选为山东省第六届、第七届人大代表，多次受省、市、县表彰奖励。2012年9月被省关工委授予“全省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2013年度被省委组织部、省委老干部局评为“全省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
退休后我写了几句诗：
艰苦奋斗四十年，
也有苦来也有甜。
回首往事洁自傲，
轻轻松松过晚年。
我退休以后，其实并不轻松。县委让我担任关工委第一副主任，一干就是五年。后来又叫我担任县老年体协第一常务副主任，一干又是五年。还当县委、县府两大院舞蹈队队长。县委3号楼楼前楼后自筹资金4万多元铺下水管道、硬化地面。由于过度劳累得了青光眼，双眼做了手术，换了晶体。现在眼的视力左眼0.4，右眼0.5，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坚持工作。利用休闲时间我还搞了四部邮集，《光辉历程》《一带一路》《雅典-北京》《抗战》共十七框。
2018年，我担任人大常委会机关离退休老党员支部书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作者系惠民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此稿是今年10月份惠民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期间冯俊玲老同志在惠民县人大常委会机关、惠民经济开发区机关、惠民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机关等单位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题所作的个人事迹报告，征得冯俊玲同意修改后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