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版：天下
2021年是我国“十四五”开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的重要一年，也是我县“学先进、比实绩、拼干劲、争一流”干部作风建设年，经研究，中共惠民县委党史研究中心、惠民县融媒体中心开设“百年党史 红色惠民”专栏，再次追忆革命往事，共话红色基因传承，激励广大党员群众积极投身“五个惠民”建设实践，为奋力开创现代化惠民建设新局面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血战夹河
1941年，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为了打通冀鲁边区和清河区的联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六旅一部100余人，在旅政治部主任杨忠、十七团团长龙书金、团政委曾旭清的带领下，奉命执行第三次南下打通“两区”联系的任务。9月4日，他们遭到了日军的围击，经过极其悲壮惨烈的战斗，消灭了数倍于己的敌伪军，杨忠及近百名指战员也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动人诗篇。
1941年的抗战形势更加严峻，日军看出了八路军试图渡过黄河，打通冀鲁边区与清河区的联系，感到极大地恐慌，抽调了大批伪军进驻黄河沿岸的据点、岗楼，并组织了几支机动部队常驻黄河岸边，加强对黄河的戒备，给八路军再次南下造成更大的困难，在此情况下，边区党委和军区一面坚持边区抗日斗争，开展工作，一面寻找新的南下机会。
1941年7月初，一一五师为进一步加强冀鲁边区的领导，任命黄骅担任教导六旅副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并通知冀鲁边区准备接应。黄骅是湖北省阳新县人，1911年出生，1926年年仅15岁就参加了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红军，经历了无数次战斗的锻炼，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很快成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抗战初期，他被调到山西，任晋西南游击支队支队长、晋西南边区党委军事部长兼一一五师晋西支队副支队长，后转战鲁西，任鲁西军区副司令员兼三分区司今员。这次一一五师调他到冀鲁边区工作，他穿过鲁中先到了清河区。周贯五先派杨忠、龙书金带十七团去接应，但因敌人在黄河两岸封锁严密，十七团两次在济阳附近渡河均未成功。为了迷惑敌人，十七团抽出一个排留下佯装偷渡，吸引敌人，十七团其余部队以及旅特务营则在周贯五、杨忠、龙书金的率领下悄悄东进，在惠民县境内寻找渡河机会。7月上旬，他们赶到了敌人封锁较松且因黄河枯水时节可以徒涉的黄河北岸惠民、滨县交界的老君堂村。在向导的带领下，仅用半个小时，顺利渡过黄河，于傍晚时分到达了清河根据地的清西军分区境内，与分区政委李曼村等会合。后又东进至博兴县北部的中共清河区党委驻地，与清河区党委书记景晓村、行政公署主任李人风会合。第一次接触的两个兄弟根据地的领导人，心情既激动又倍感亲切，彻夜交谈。谈论了冀鲁边区与清河区两块根据地的诞生、坚持和发展；谈论了在黄河沿岸开辟游击根据地，将两区连成一片的设想；商定了今后打通两区联系的具体步骤：第一步，在黄河两岸继续发动群众，逐步建立党的组织、群众团体及各级抗日政权，使敌占区逐步发展成八路军的游击区和根据地；第二步，选择适当时机组织一次两区部队的联合行动，沿海边打开一条连接两区的通道。
两天后，黄骅和同他一起从鲁南来的一批干部，从寿光赶到了清西，与周贯五率领的冀鲁边区接应部队会合，并于第二天中午告别了清河区的党政军领导，带领部队沿原路返回黄河西北岸，随周贯五和旅特务营转回宁（津）乐（陵）边一带，与边区党委、行政公署和军区机关会合。杨忠、龙书金带着十七团，仍回鲁北西部的商河、惠民一带活动。
这次黄河初渡，是冀鲁边区与清河区第一次接通陆路联系。但这次接通联系是没有根据地依托的偶然相会，更重要的联系还在以后。
冀鲁边区领导从清河区返回后，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趁青纱帐起来之际，第三次组织南下，并拟定了分兵两路、双拳出击的作战方案：由旅政治部主任杨忠、十七团团长龙书金、政委曾旭清带领旅政治部机关和十七团一、三两营为第一路，
从惠民县的淄角、夹河两村之间穿过，向黄河沿岸老君堂一带挺进。由十六团团长杨承德和政委陈德率十六团为第二路，从无棣县小山出发，攻克魏家庄顽军据点，跨过桃儿河，同山东纵队第三旅在黄河入海口以西的垦区会师，聚歼垦区顽军，实现在海湾沿岸建立一条连接冀鲁边区和清河区的通道。除两路人马外，周贯五、黄骅带领旅部，活动于惠民县和无棣县之间，以便居中指挥。
7月24日，杨忠、曾旭清、龙书金率第一路部队千余人首先向东挺进，开始了第三次南下。杨忠是江西省安福县金田乡南江村人。在少年时代，受到革命思想影响，具有一定的政治觉悟，曾担任乡少儿部的儿童支部书记，后又被推选为大桥乡政府主席。他积极带领贫苦农民搞土改，批斗豪绅恶霸，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信赖。1930年，率领大桥乡20多名青年到永新县参加了红军。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到瑞金，在部队搞宣传工作。虽然文化基础差，但他苦学苦练，进步很快。1934年10月，随红三军团参加红军长征。途中任一工兵连指导员。到陕北后，入“红大”学习，后被分配到某部任民运科科长。平型关战役后，一一五师在晋察冀边区休整，他任师民运工作团团长，带领工作团成员在洪洞等几个县开展群众工作，扩大我党我军影响，动员了四五千名青年入伍。后新兵编为两个团，其中一个团配属一一五师三四三旅，他任团政委。1938年9月，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兼三四三旅政委肖华，率三四三旅机关百余人抵达乐陵城，收编了驻德平的国民党杂牌军曹振东部2000余人，改编为八路军济阳支队（也称七支队）)，他任支队政委。1940年春，任鲁北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同年10月，冀鲁边区的津南支队与鲁北支队合编为一一五师教导六旅，他任旅政治部主任。他们到达惠民县的淄角镇、夹河一带，便驻扎下来，着手开辟游击区。旅政治部宣传科长辛国治带着一支精干的宣传队，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进行宣传动员和组织工作。旅政治部敌工科长杜杰，还带着小岛、山口等几个日本人和朝鲜人徐文进，身穿日军服装，巧妙地接近敌伪据点，宣传日本人民的厌战反战情绪，开展瓦解敌军的工作。十七团则组成若干个工作小组，分散到附近的村子里，边帮助群众干活，边发动和组织群众，不到一个月时间、被日、伪、顽长期控制的这一带地区就发生了变化，不少乡村建立了地下党组织、民主政权和抗日自卫队；人民群众积极帮助八路军侦察敌情，传递情报，封锁消息；有些伪军也被争取过来，暗中为八路军提供方便，这块新开辟的抗日游击区，不断向东面的黄河岸边延伸。淄角、夹河一带发生的巨大变化，不久便被日军侦知。他们感到极度震惊，对这一地区连续进行了几次“扫荡”，八路军在人民群众的掩护下，每次都及时转移，使敌人扑了空。但是，国民党鲁北保安司令刘景良，为虎作伥，企图借日军之手消灭八路军。他派出大批便衣侦探，打探八路军行踪，向驻惠民的日军联队司令部密报。日军接到密报，又调集人马对八路军进行“扫荡”。刘景良还亲自带领顽军，偷袭十七团和旅政治部的驻地。在日、伪、顽的疯狂夹击下，杨忠带领的部队很快陷入了困境，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换几个地方宿营，才能摆脱尾追的敌人。
9月4日中午12点，驻在夹河村的旅政治部机关和十七团一营的指战员们正在吃饭，突然听到村外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其中还夹杂着东洋马的嘶鸣和日军的吼叫。杨忠、龙书金赶紧搁下饭碗，带领机关部队冲出村子。跑到村口，只见日伪军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通过来。大片的庄稼被踩倒，敌人的钢盔、刺刀，闪着刺眼的光。
杨忠和龙书金简单商量了一下，便命令一营长带两个连在前面开路，旅政治部和骑兵排居中，一营的另一个连殿后，向陈牛庄方向突围，以便与曾旭清带领的扎在陈牛庄的十七团三营会合。命令一下，部队便向村西北方向的敌人猛扑过去。但是冲到一片豆子地的时候，遭到了日伪军的疯狂阻击。敌人集中了几挺歪把子机枪，架在一个高坡上，组成强大的火力网，封锁住部队前进的道路，机枪子弹泼水似的向豆子地倾泻过来，打得豆叶“扑簌扑簌”往下落，指战员们被压得趴在豆子地的沟里，抬不起头来。
这时，敌人已经切断了八路军突围部队的退路，面且远处的日伪军还在继续从背后，侧翼压过来。突围部队进退两难，眼看就有冲不出包围圈的危险，一营营长火了，他大吼道：“不怕死的跟我上！”说罢带领十几个战士一跃而起，朝着敌人的机枪阵地冲去。可是他们没有跑出几步，便全部中弹倒地，壮烈牺牲了。
在这危急关头，突然从豆子地里跳起一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黑平平，矮墩墩，手里推着一挺机枪，他名叫小岛，是“日本人反战同盟冀鲁边支部”的支部长。日军见是“自己人”，不觉一愣。趁这机会，小岛将枪口对着日军的机枪阵地，一阵猛扫，顿时有几挺机枪被打哑了。
“打得好！”杨忠和龙书金高兴地喊道。
战士们抓住敌人火力减弱的机会，迅速从豆子地里站起来，勇猛地冲进敌群，杀开一条血路，突出包围，然后直奔陈牛庄。
部队突围时，旅政治部宣传科长辛国治负了重伤，右胸被子弹打穿，鲜血染红了大片衣襟，他用手捂住伤口，血又从手指缝里流了出来。他的通信员见科长负伤，刚想赶过来搀扶，不料中弹倒地。另一个战士，见到这种情况，抢到辛国治跟前，架着他朝前奔跑，可是没跑几步，这个战士也不幸牺牲了。辛国治咬紧牙关，忍住伤痛，顽强地奔跑，跟随部队杀出了重围。
杨忠和龙书金带着机关部队朝陈牛庄方向急行，暂时摆脱了敌人。他俩见队伍中伤员较多，天气太热，便在几棵大槐树前停住，要战士们坐下来歇会儿再走。大家刚到树荫下休息了不一会儿，炒豆般的枪声再次响起，敌人又追上来了。于是，部队又开始奔向陈牛庄。未走几步，龙书金的腿被流弹打伤了。他和辛国治两人的伤口都流着血，不能放马猛跑，只得勒髻缓行，以减轻颠簸。这样一来，他俩就慢慢落到了队伍的后面。
在夹河战斗打响的同时，陈牛庄也遭到了敌人的袭击。曾旭清一面派通讯员给杨忠送信，一面带三营边打边向西撤去。不幸的是，通讯员未把信送到就半途牺牲了。所以，杨忠并不知道三营已撤出陈牛庄。当他带部队赶到陈牛庄时，村子已被日军占领。他们发现八路军，立即蜂拥上来，同时架起机枪、小炮向杨忠所率部队狂轰猛扫，骑兵排倒下了将近一半。杨忠喊道：“快走！”一抖缰绳，带着部队向西南方向冲去。冲过周家、越过李家村南口时不料又碰上了一股敌人。敌人架起机枪、小炮阻击，一颗炮弹在杨忠身边爆炸，连人带马倒地，战马当场被炸死，杨忠身负重伤。为了不拖累战士们，他一声不吭，挣扎着爬向一片豆子地，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龙书金、辛国治等人落在后面，一时跟不上部队，便拨转马头，拐向西北。他们冲出陈牛庄不远，又遭到敌人的阻击。龙书金的战马中弹倒地，他也跌下马背，被死马压住，伤口剧痛使他昏过去，冲上来的敌人以为他已经死了。过了好长时间，他才挣扎着爬出来。爬到陈牛庄外的一片晒场上，他被一位大娘发现，将他藏在秫秸堆里，躲过了日军的搜查。辛国治看到敌人涌上来以后，拨转马头向南跑去。谁知跑到一片玉米地旁边，马失前蹄，他摔倒在田垄里。当他从昏迷中醒来时，马已不见了，辛国治就咬着牙在玉米地里爬，鲜血染红了他身下土地。他爬到块西瓜地边，一个看瓜的老乡看到他臂膀上的“八路军”袖章，赶紧摘下个西瓜，用拳头捶开来喂他。后来，辛国治在民兵的帮助下，才找到了旅部机关的战友。十七团参谋长李青山和军区电台台长罗长波，也是在负伤后，分别被陈牛庄的群众藏在村外的水塘里和三官庙中，才得以化险为夷。
晚上10点多钟，周贯五、黄骅带领部队赶到了夹河。这时敌人已经撤走，四周笼罩着一片激战浩劫后的悲惨、肃杀的气氛。村外的庄稼被踩得乱七八槽，村中被炸塌的房屋还在冒着缕缕青烟。大家借助惨淡的星光月色，在夹河、陈牛庄这两个村子的附近，寻找被敌人冲散的部队零星伤员。
夹河一战，是极其悲壮和惨烈的。部队虽然冲出了敌人的包围，杀伤敌人400多人。但同时也遭受了严重损失，一营的三个连队为掩护机关突围，损失很大；骑兵排几乎打光了；旅政治部机关、宣传队的大部分人员牺牲了；旅政治部主任杨忠、总支书记陈天冲、敌工科长杜杰和“反战同盟”成员朝鲜同志徐文进等，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幸存的干部战士几乎全是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救护下来的，这又使人们从悲痛中感到无比的欣慰。杨忠和几百名烈土可以暝目了，他们用鲜血浇开的花朵，正在结出丰硕的果实！人民群众被发动起来了，这难道不是他们为之战斗，为之流血的意愿吗！
夹河村战斗的第18天，冀鲁边部队便突破了日伪的重重封锁，胜利完成了打通两区联系的历史重任，告慰了烈士在天之灵。为了纪念为开辟鲁北新区作出巨大贡献的杨忠同志，还决定在他带部队开辟出来的游击区—商（河）、济（阳）、惠（民）三县交界处，新设置一个县，命名为杨忠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