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版:天下总第2366期 >2021-08-27编印

百年党史 红色惠民
刊发日期:2021-08-27 阅读次数: 作者:

2021年是我国“十四五”开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的重要一年,也是我县“学先进、比实绩、拼干劲、争一流”干部作风建设年,经研究,中共惠民县委党史研究中心、惠民县融媒体中心开设“百年党史  红色惠民”专栏,再次追忆革命往事,共话红色基因传承,激励广大党员群众积极投身“五个惠民”建设实践,为奋力开创现代化惠民建设新局面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六大的召开,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八七会议即提出过召开六大的问题。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召开六大的决议。1928年1月18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又一次讨论召开六大的问题。会议决定大会召开的时间是3月底。由于此时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因此,在开会地点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不久,当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当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也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将派代表团出席这几个大会,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遂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大的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4月下旬至5月上旬,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十分重视中共六大的准备工作,给予许多帮助。苏联和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斯大林、布哈林亲自予以指导。6月9日,斯大林会见瞿秋白、苏兆征、李立三、向忠发、周恩来等,解释了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的看法。6月14日、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有瞿秋白、周恩来、邓中夏、蔡和森、李立三、项英、张国焘、向忠发、王若飞、关向应、夏曦、黄平等21人参加的“政治谈话会”,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前革命形势,以及党在今后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谈话对澄清中共党内在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对中共六大的召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会上,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报告,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在中共六大召开期间,共产国际鉴于以往派驻中国的代表屡犯错误和中国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决定改变派代表到中国指导革命的办法,采取在莫斯科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协助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新措施。六大结束后,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等人即作为中共常驻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农民国际的代表,留驻莫斯科,以瞿秋白为代表团负责人。

党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认真地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针对党内普遍存在的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既然已经反革命,中国革命的性质便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错误认识,指出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大会明确了决定革命性质的不是革命动力,只能是革命任务。因此,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为统一全党思想,克服党内仍然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摆脱被动局面,实现工作的转变,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党的六大也存在着一些缺点。一是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缺乏正确认识,否认存在中间营垒,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二是把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城市。三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四是在组织上片面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六大选出的由23名委员和13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占21人。第六届中央政治局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实际上他没有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

尽管六大存在着上述缺点,但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以后的两年,全党贯彻执行六大路线,中国革命出现走向复兴和发展的局面。

(本文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和中国抗日战争接近最后胜利的前夜,为了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做准备,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七大的召开,经过了长期的充分的准备。从1928年党的六大到1945年,其间整整相隔17年。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即提出要召开七大,但由于国民党军队连续大规模地“围剿”红军和根据地,致使七大未能召开。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近期召集七大。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再次通过决议,指出七大的中心任务是讨论坚持抗战、争取和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等问题。1941年和1943年,中共中央两次讨论七大的问题,但因战争环境及其他条件不成熟,七大的召开继续延期。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为七大的召开做了进一步的准备。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主要内容和最重要的成果,是在1945年4月20日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创造了充分的思想条件。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共547人,候补代表208人,共755人,代表着全党121万名党员。

毛泽东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关于形势和思想政治问题的报告、关于讨论政治报告的结论和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在会上作《论统一战线》的发言。任弼时、陈云、彭德怀、张闻天、陈毅、叶剑英、杨尚昆、刘伯承、彭真、聂荣臻、陆定一、乌兰夫等20多人作了大会发言。这些报告和发言从各个方面论述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的基本精神,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对各条战线的任务和政策提出了具体意见。大会经过深入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

大会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还有很大的困难。这是因为抗战以来国民党与共产党两条不同抗战路线,将造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使抗日战争在有利形势下又潜藏着极大的危机。这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大会尖锐地指出:由于国民党继续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拒绝进行民主改革,由于它不是将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去。大会确信:“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这也是七大的中心任务。

七大提出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我们所要建立的新中国,既不应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不应是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旧民主主义的国家,也不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应当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各革命阶级民主联盟的国家,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对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纲领和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大会也作出了全面具体的说明。

七大在党的文件上首次明确提出要以生产力标准来评判一个政党的历史作用。七大深刻地揭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规律,对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三项基本经验,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七大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使党的路线、方针得以顺利贯彻的根本保证。

七大通过了新的党章。新党章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建党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所形成的优良作风和革命风格,规定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新党章明确规定:努力学习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在党的工作中必须坚持群众路线,这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党内生活中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1945年6月19日,党的七届一中全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选举任弼时为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次大会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它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本文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下册)